華文世界非常廣大，佔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與歷史的變革緊密互動，但它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牆。打破這堵牆的《亞洲週刊》，是華人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亞洲週刊》是華文世界裡唯一的一份跨區的華文刊物。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兩個問題就被含蓄地突顯出來了：一是，什麼是華文世界；一是，華文世界其他的刊物為什麼不跨區？不跨區，又代表了什麼？
當我在為今晚的小小演講作功課時，我問自己：身為一個父母來自中國大陸、但是自己生長在台灣的知識人，我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華文世界」這個概念的？
台灣被海環繞，但是海，對於長期被「戒嚴」的台灣人而言，並不意味著萬商雲集、海闊天空，反而意味著封鎖和孤立。在自我意識中，台灣和香港，台灣和大陸，大海如天塹，都是隔絕的，可能還不如台灣和美國來得近。對於香港人，可能倫敦也比大陸或台北較近。
1975年到美國留學，看見了唐人街，是第一次認識到，和自己同種族、同語言、同文化的人，卻竟然可以不同國。看見唐人街上走著的人，覺得熟悉又親切，可是仰頭看看廣場和牌樓，又覺得非常陌生，因為那種風格，不是台灣的，卻又說不出它是什麼。一直到三十年後我真正認識了香港，才發現那個風格的出處。
第一次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90年代初，才認識到，你不能稱他們為「華僑」或「僑胞」，因為他們是別國的公民。當時很驚訝，於是開始思索：是啊，你想，法國人會稱魁北克人為「法僑」嗎？德國人會稱瑞士人為「德僑」嗎？這個「發現」，當時很震驚，因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裡，從來不曾有這樣的省思。震驚之餘開始審視：那麼我所接受而從未懷疑的視角，是個什麼呢？
那當然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由北向南、由上往下俯視的角度，從而得出一個觀察：「胞」這個詞，有時候用來稱呼彼此，通常也暗示「有難」。譬如愛國青年在上海街頭為難民募款時大喊，「同胞們」，或者領導人說，「全國軍民同胞們」。有時候，「胞」卻是拿來稱呼別人的，而凡是冠人以「胞」的，都有一個「俯視」的角度。台灣人稱原住民為「山胞」，大陸人稱台灣人為「台胞」、香港人為「港胞」、澳門人為「澳胞」，大陸人和台灣人合起來稱東南亞華人為「僑胞」，都有一種從中心看邊陲的禮貌。中華民國人長期稱大陸人為「大陸同胞」，是因為仍舊抱持著「中央」的心態在面對需要被「拯救」的「淪陷」的大陸。
現在情況改變了，「大陸同胞」這個語彙也消失了。生活過得去的，稱那過不去的人為「難胞」，伸出救援的手。那被人家「匿稱」為「胞」的，除非落難需要拯救，否則心中有所不安，恐怕是很自然的事，因為誰都不願被人俯視。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給的震撼教育使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地理和歷史認知上的盲點。我一點一點累積自己對東南亞華人的認識。06年在砂勞越，到了詩巫，發現詩巫大多是福州人，而且基督徒多，我很驚訝。做了一點功課，發現，那開天闢地的人叫黃乃裳，黃乃裳是什麼人？
黃乃裳（1849—1924）是福建省閩清縣人，十八歲就信教，虔誠傳道之餘，也關切新政改革。百日維新失敗以後，康梁逃亡國外，黃氏也去國南遊，認識了砂勞越王布魯克（Rafah Brooke），後者邀請他到詩巫（Sibu）墾荒。黃乃裳沿拉讓江勘查之後，認為可行，於是回鄉招募大批福建美以美會信徒，總共一千一百十八名男丁加上數百家屬，飄洋過海，到砂勞越開荒墾地，建立家園，建立教會與學校。衛理公會（即美以美會）就成為當地最大的教派。
我也明白了當時的「墾約」條件。
根據合約，砂勞越政府須給予墾民貸款（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十元）以及負擔部分船費（每名五元），墾民到達後，政府准在拉讓江兩岸的新珠山、黃師來等地給予耕地（每一成人三畝，二十年內免稅），二十年期滿後，由政府發給地契，每畝一年完稅一角，將來政府如需用移民耕地，須出相當價值收回，以償移民損失。
我還發現，黃乃裳和連橫（連戰的祖父）是好朋友。1905年，連橫來到廈門，和黃乃裳一起創辦《福建日日新聞》。連橫任主筆。
我更驚奇的是，黃乃裳和中國近代史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是1895年在北京「公車上書」的舉人之一，他在福州創辦福州第一份報紙《福報》，鼓吹新觀念。1898年，參與康梁的百日維新，事敗後第二年，到新加坡，任《星報》主筆。1900年，到了拉讓江畔，成立「新福州開墾公司」，十邑移民分三批到達，總共一千六百人。1904年，他觸怒了砂勞越政府，被驅逐出境，經過新加坡，認識了孫中山；回到福建，在廈門和連橫共創《福建日日新聞》。06年回到新加坡，加入同盟會。07年發起潮州黃岡起義。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所邂逅初識的詩巫，竟有這樣一段鮮活立體的近代史，有這樣精彩的開拓人物。1900年一千六百個福州移民初抵蠻荒，黃乃裳是跟著第二批移民，大約五百多人，一起抵達詩巫的。拉讓江岸上有百人迎接，五百人一上岸，踩到土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禱。
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歷史，多麼有震撼力的景象，美利堅合眾國的開國史，也不過如此吧？為什麼知道的人那麼少？為什麼沒人把它寫成小說？為什麼沒人把它拍成電影？為什麼它不在我們的小學歷史課本裡？
事實上，這些壯麗的歷史，非但東馬砂勞越的華人本身不見得都知道，西馬的人也不見得知道。更別提境外的新加坡、或香港、台灣、大陸了。我慢慢地發現華人世界裡區與區的隔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報紙是彼此不過邊界的。香港人一般不會在報攤上買台灣的報紙，台灣人不會看香港的報紙。大陸人，很多人以為「港澳」是一個地名、一個地點。
一位知名的上海學者，當我告訴他香港和台灣之間彼此的陌生和隔絕，他大吃一驚，因為，在大陸，「港台」是一個概念、一件事。也就是說，大陸對港、澳、台，只有非常膚淺的認識。沒有任何境外的華文媒體進得去大陸，大陸的刊物，出來得也稀少，即使出得來，看的人寥寥可數。
這種劃地為限，在歐洲人看來是很不可思議的。巴黎、柏林、倫敦、羅馬的街頭報攤，絕對買得到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報紙；在同一個德文世界裡，蘇黎世、維也納、柏林分屬三國，但是三國的報章雜誌是相互流通的，讀者重疊，作者跨國，文化界、知識界不被國界劃分。相較之下，你說華文世界非常廣大，是的，它佔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華文世界其實也沒那麼廣大，因為它是四分五裂、互為溝壑的，在區與區之間、國與國之間，隔著巨大的牆。
作為賣字維生的作者，貨物不流通是有優點的，一篇文章在隔離的各區各國刊登，可以一稿多投，一文多金。
但是我多麼嚮往一個沒有牆的華文世界。走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門、新加坡、吉隆坡、雅加達的大街上，可以在花花綠綠的報攤上隨意買到當天的任何一個華人城市的報紙。北京的讀者細讀台北的社論，台北的作家寫稿給上海的雜誌，香港的評論家在辯論馬來西亞的問題，新加坡的編輯在向吉隆坡的專欄作家約稿。
可以確定的是，華文世界在文化上要真正的生機充沛、創意奔放，在思想的深刻上要真正的扎根，從而提升華文世界在全球文明上的分量，也就是說，讓華文世界不僅只是自得於「大國」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崛起」，而是在文化和文明上累積出足夠的能量，對世界人類的總文明有所貢獻，那只有在區與區、國與國之間有大量思想交流和撞擊之後，才有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亞洲週刊》二十年前的創立，是有遠見的；它能屹立二十年，更是一件令人珍惜的事，是華人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