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蓁，香港大學音樂史博士，現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編著《中央樂團史1956-1996》、《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揮灑自如—中樂指揮培訓與實踐》、《光輝歷程—香港聖樂團65載1956-2021》，合著《世紀自述—香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張有興》、補編周凡夫著《弦起—香港中樂團環保胡琴的孕育及誕生》等。電郵：[email protected]
正進行的第二十屆亞洲運動會的主辦城市之一名古屋，除了是一九七一年改寫歷史的乒乓外交的東道城市，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樂緣。 事緣一九七八年香港管弦樂團錄製著名《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由時任音樂總監蒙瑪指揮、林克漢擔任獨奏，由飛利浦以唱片、卡式帶形式發行。這個錄音的出版刺激了旅港德國商人夏希文(Klaus Heymann)。他曾參與領導港樂一九七四年的職業化工作，但後來與港樂交惡，他更自資出版《香港Hi-Fi與音樂評論》雜誌，定期批評樂團和提供贊助的市政局。 在幾年前我主持的香港藝術發展局口述歷史訪談中，年逾八十的夏希文回憶：「當時我在想，有一位世界級小提琴家現居於香港，她又不是很忙，她豈非最佳獨奏人選？結果他們選擇了林克漢。他固然懂得拉奏該曲，但由不懂《梁祝》的蒙瑪指揮，那真糟糕極了。」他所指的世界級小提琴家，是他的新婚妻子、從紐約移居香港的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而他心目中演繹這部作品和其他中國管弦作品的最佳指揮，正是林克漢的哥哥、港樂職業化首任音樂總監林克昌。於是他聯絡離開港樂後定居於悉尼的林克昌說：「我們雖然一直是敵人，但我們現在有共同的敵人，我們一起把他們的錄音幹掉吧！」對方馬上同意。可是與哪地樂團合作錄音呢？答案正是本文的主題：名古屋。 作為西崎崇子的故鄉，名古屋也是她父親西崎信二參與發展的著名小提琴「鈴木教學法」的發源地，西崎崇子是首批完成課程的學生之一，年僅十歲時便為美國小提琴巨擘艾昔．史頓（Isaac Stern）作示範演奏。夏希文承認，當時他有聯繫的兩個樂團是港樂及名古屋愛樂樂團。港樂當然不會為他再演《梁祝》，名古屋愛樂就成為不二之選。 一九七八年四月，各方聚集在名古屋為錄音作準備，錄音師是曾為西崎錄製RCA唱片的井阪紘。可是遇上樂團正進行罷工，結果首先錄下西崎崇子與新加坡鋼琴家蕭奕慶演奏的《漁舟唱晚》等中國小提琴與鋼琴小品，以及一批中國鋼琴獨奏作品，包括香港作曲家陳健華的《慢板》。 同年八月，大概是新樂季開始前，名古屋愛樂樂團準備就緒，在短短一週內演出兩套全由中國管弦作品組成的音樂會。重頭戲是八月十四日的《梁祝》，由林克昌指揮、西崎崇子獨奏，即後來連奪香港金唱片、白金唱片獎的傳奇錄音（唱片編號：HK-1003）。五天後，林克昌執棒指揮他擅長的中國管弦作品，包括丁善德《長征》交響曲、辛滬光《嘎達梅林》交響詩等。《長征》等作品是他任港樂音樂總監時，在一九七四年第二屆香港藝術節閉幕音樂會上首次亮相所演出的曲目，他更親自擔任《梁祝》獨奏。演出大受歡迎，三場滿座，加開兩場，只是未進行錄音製作。 發燒錄音叩開國際市場 一九七八年的名古屋錄音有相當歷史意義。為《梁祝》等膾炙人口的中國管弦作品以最先進的音響技術作「發燒級」錄音，那是歷史上的首次，也因此打進國際唱片市場，讓廣大聽眾在欣賞音響效果的同時（例如《梁祝》哭墳崩裂大鑼一敲的試機全奏），也認識當代中國作品。作者之一陳鋼一九八一年訪美期間詫異地聽到這張唱片，同年到訪香港時與西崎合演一曲。 《梁祝》大賣，在香港連贏多個獎項，為夏希文賺取第一桶金，也讓他相信如果經營得宜，唱片市場的空間極廣。一九八七年他以香港為基地，創立拿索斯唱片公司，成為國際唱片市場的奇葩，其源起正是名古屋的幾張唱片。 四張唱片見證中日友好 但錄音最重要的意義是為中日關係發展史注入音符，夏希文說：「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那是首次海外錄製中國作曲家的管弦作品，當時人們不認識《長征》交響曲等，錄音出來後非常轟動。JVC獲得我們授權，在日本出版了一套四張的精美盒裝唱片。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對日本進行官方訪問，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儀式，JVC出版的那盒套裝就是為那個場合製作的。」 一九七八年一月，由名古屋愛樂伴奏，香港著名女高音江樺演出著名歌劇選段，包括她最為人所知的《蝴蝶夫人》詠嘆調，唱片編號是HK-1001，那應該是名古屋與香港樂緣的首份記錄。 年近九旬的夏希文已於去年退任拿索斯行政總裁，但他從名古屋散播出的音樂效應，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