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二十六日是香港保釣領袖陳毓祥逝世三十週年。一群七十年代參與保釣運動的故友、三十年前一同出海的人士和家屬，共二十多人，再次來到沙田寶福山，在他的骨灰安放處獻花默哀。三十年前的同一天，陳毓祥在釣魚台附近海域下海宣示主權後遇難；三天後，數萬名香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悼念，參與者跨越不同政治立場，香港、台灣兩地亦掀起連串悼念及保釣行動。吾土有幸埋忠骨。香港歷來有不少仁人志士為國家獻出寶貴生命，他們是香港愛國主義的典範，值得後世銘記，也應該得到政府與社會的肯定。
七十年代的中國，國弱民窮。一九七一年，美日簽署《沖繩歸還協定》，把釣魚台列嶼的行政權列入移交日本的範圍。兩岸官方其後均提出主權聲明及外交交涉，但民間保釣運動仍主要由香港、台灣及海外華人社會推動。一段時間，中國內地沿岸漁民更有「防火、防爆、防保釣」順口溜，形容受到官方限制的情形。
因此，新世紀前的保釣運動主要由海外的「孤臣孽子」推動，他們依靠自身力量守護國土，打出「陸沉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的悲壯詩句。
陳毓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七十年代已投身保釣運動。一九九六年，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台列嶼再建燈塔，引發新一輪保釣浪潮。陳毓祥其後籌組「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租用遠洋貨輪「保釣號」（註冊船名「建華二號」），於九月二十二日從香港出發前往釣魚台。九月二十六日，「保釣號」受日方船艦阻截，加上海面風浪甚大，原定登島行動取消。陳毓祥與數名隊員以繩索繫身跳海宣示主權，其間腳部被繩索纏住，頭部亦受傷，最終遇溺身亡。
陳毓祥的犧牲激起港、台兩地新一浪保釣高潮。九月二十九日，數萬人在維園參加燭光晚會。陳毓祥逝世後的兩週，台北縣議員金介壽就與香港立法局議員曾健成等人策動「千帆並舉」，有過千艘船隻參與保釣，於十月七日成功登島，分別插上五星紅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象徵兩岸團結保釣。
隨國安新秩序建立，強化愛國主義教育亦被提上議事日程。二零二六年全國兩會期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凌友詩提出，研究把包括陳毓祥在內、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而犧牲的香港人士納入烈士褒揚範圍。然而，目前香港殉難的愛國志士並沒有相關法律涵蓋，潛在的方法有兩個，一是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另一個方法則是修改國務院的《烈士褒揚條例》，凌友詩認為目前後者可行性較大。
陳毓祥之外，香港過去亦有不少為國捐軀的人物。例如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前夕，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墜海，原擬乘搭該機的周恩來因行程改變而沒有登機；遇難者就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黃作梅一九一六年出生在香港新界上水，一九三五年畢業於皇仁書院，抗戰期間加入東江游擊隊，參與營救盟軍人員及情報工作。一九四七年他因協助盟軍抗日獲英國頒授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也是唯一一位獲得這項榮譽的中共黨員。
香港已有重新確認本地英烈歷史地位的先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重陽節，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大會堂紀念花園官方悼念儀式，把一百一十五名為保香港而捐軀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名錄存放於紀念龕內，與原有陣亡戰士名錄並列。香港政府後來更把此事形容為香港有史以來首次由官方正式確認港九獨立大隊對香港的貢獻。翌年，特區政府修訂《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把港九獨立大隊納入原有戰爭撫恤制度，使符合資格的原成員及其尚存配偶，可以按照與其他戰時隊伍相同的準則申領撫恤金及相關福利。
除了中央層面，香港政府亦可更積極作為，揚厲美善。二零二五年，教育局把《港九大隊志（增訂版）》送贈所有開設本地課程的中小學，政府亦推出「大灣區東江縱隊文物徑（香港段）」，為相關工作開了好頭。
過去十數年，香港一度出現港獨思潮與活動，其中一種敘事正是把香港本土與中國對立起來。然而陳毓祥等在香港成長、為國捐軀的人物，在香港公共紀念和教材中仍較少出現。這些連根帶土的愛國記憶值得傳承下去，讓香港年輕人認識前人的事蹟，也讓香港自身的歷史經驗成為國家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